“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层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沈从文：《烛虚》

　　四十年代开始，那时在多雾的山城——所谓抗战“陪都”，天天躲警报，天天听到“磨擦”消息，天天看物价飞涨，天天读德、日法西斯向全世界疯狂屠杀，读大隧道惨案、公务员贫不聊生全家自杀、“孔二小姐”奇闻、航空奖券发财逸话……之类的报纸新闻，使我感到空气窒息，有如在污浊的阴沟中受到六月炎暑的蒸郁，人在衙门公案上天天盖图章，心里却茫然惘然，不了解这生活和生命到底为了什么，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

　　那时，偶然在民生路书店买到沈从文的新作《烛虚》，发现他写得极美，从文字之美使我发现生命原来也极美，因为这种文字是生命所赋予的。于是我被《烛虚》带到另一个境界去：宇宙实在是个极复杂的东西……人心复杂，似有过之无不及，然而目的却显然明白，即求生命永生。永生意义，或为分袭而成子嗣延续，或凭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也有人仅仅从抽象产生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中陶醉，于是得到永生快乐的。

　　这种“抽象”并不是神，不是唯心的宗教，而是作者心目中的“美”。据作者的意见，这种美的感受，诉诸文字不如诉诸图画，诉诸图画不如诉诸数学，诉诸数学不如诉诸音乐。但是，更好的是连音声都没有：“大门前后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翣，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即喑哑。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是的，在至美之前，人们最好无声。

　　沈先生把美与爱的抽象提到高度，于是他觉得生命有极伟大之处。“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他认为生命的目的只是对人世的美好——形与质的发现，并且让别人也去发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我(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去照耀烧炙，重获新生的我)的存在，还是为的是反照人。”

　　他主张真、善和美的统一：“然抽象之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他认为人的好坏，“并不以教育身份为标准”，不识字、身份低的人，在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中慷慨捐躯的确如恒河沙数。至于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在外表上称绅士淑女的，事实上这种人的生活兴趣，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有某些人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做人意识上只是一个单位或一种生物。“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并无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响到已成习惯的日常生活太多。”这种人获得了“生活”(然而是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的生活)，丢失(或“阉割”)了“生命”，因而也就失掉了美。在沈先生看来，生命永远是美的化身。

　　理想的美失去，于是：“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也失去做人的真和善。

　　《烛虚》用十分绚丽的文字来形容美的存在，“生命之最大意义，在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彩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几个人。”他是这样写的，而我当时想，他自己，也应当属于这几个人中之一。

　　“……如艺术家之与美对面时，从不逃避某种光影形线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产生佚智失理之疯狂行为。举凡所谓活下来‘四平八稳’人物，生存时自己无所谓，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谓。但有一点应当明白，即‘社会’一物，是由这种人支持的。”

　　“……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思想家、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

　　他是多么懂得美、生命、社会和艺术家的关系的人。这些“独白”，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进入过的境界，我非常羡慕这个人有这样好的一个脑子，尽管我自己那时已长期接触文艺，但我似乎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几年以后，记得徐迟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华尔腾》——一位美国隐士的笔记，思想和风格，约略与此相类。但文笔逊其瑰丽。

　　沈从文先生那时在昆明，我和他还从未谋面，虽然我已读过他不少小说，但这本散文《烛虚》却给我以很深的印象。然而，沈从文自己也清楚，发现了宇宙间存在美这一个“抽象”，并不能就此解决社会的丑恶，不能消灭侵略、饥饿与人世的不平。相反，“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烛虚》在当时，也只能是烛照出美与丑的对比存在，哲人与庸俗世界的存在，而无法使现实世界接近美而消除丑。这就是疯疯癫癫的屈原之徒的哀寂，沈从文先生的大多数作品，在极美中也总带着悲悯，原因亦在于此。

　　生命的悲哀就在于不能不和生活互相依存!

　　从以上所引的文字看，文章的风格很像《庄子》，也像佛经，思想的哀艳处像屈原，句子美得像经过精雕细搂的琉璃瓶那样，光芒耀目，它是从哪里得来的?沈从文大概从小就是个“书香子弟”，是泡在书里长大的?

　　不!他自己的回答是：“是个乡下人。”

　　十四岁前是从不爱用功，爱看热闹，打架牛蟀的野孩子，二十岁以前，是在湘西一带小码头流浪的“拉兹”(虽然他还没像拉兹那样当过小偷，他大部分时间是当兵，当无业游民、旧军队的文书和税收员)。二十岁以后他在北平继续“打流”。他出生于湘西、黔北、川东交界的山区凤凰县。这个地方是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处的自治区，在他的家族中，有土家人的血统。家庭世代出身行伍，祖父在清朝当过武官，父亲也当过级别不高的民国军官，后来破了产。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籍贯、出身和早年经历的文学家。

　　如果说：马克·吐温年轻时候也和沈从文有相似的经历(虽然时、地、社会背景不同，他们的文风全不相同)，那么就是上帝给予他们一个与他们的身世非常不相称的头脑，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从出生到他第一次挟着铺盖让火车拉到北京前门车站为止，这二十年间，沈从文细致地领略自己祖国的一个偏僻地区的社会生活(十多年后，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又回去过一次)，他凭着爱和同情去看自己的乡土、亲人、士兵、农妇、水手和勤劳爱娇少女。他迷恋那些河市、山城、荒邑、小镇的码头船筏，缆火楼灯。他熟悉所有士兵、铁匠、纤夫、店主、舵工的生活作息，悲欢喜怒，撤野抒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每一个人都显出性格，具有灵魂，使人感到是活生生的真人。由于他对于这些人如此熟悉，如此热爱，他善于用这些工、农、船户自己的语言神态，入木三分地去表现他们的身份、性格。他以悲悯的心情去描写土匪豪霸愚蠢和“英雄”交错的行径，描写江边吊脚楼上妓女的皮肉生涯。他对于一个摆渡人的小孙女爱情的不幸写出叙事诗般的故事(《边城》)。“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按指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毕的业。我对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 生死哀乐种种状况， 我因性之所近， 注意较多。”(《湘西·题记》)凡是读过沈先生的《边城》、《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等作品的人，都为他那情致缠绵的乡土之爱所陶醉，使人觉得这里的芸芸众生，既是非常可爱，又非常可悯。这就是五十年前旧中国的缩影。是作者掬出自己对土地、对人民的至诚，写出来的挽歌。

　　由于对湘西风物的熟悉，沈从文能一口气把沅江流域各种航船的名称、特点、船户、航程娓娓动听地告诉你：运盐的“大鳅鱼头”是三桅的大方头船；桅高帆大，首尾收敛的“乌江子”，是粮船；方头高尾、颜色鲜明的洪江油船，平头大尾，船身坚实的“白河船”、……辰溪的“广舶子”，活跃的“麻阳船”，“桃源划子”都各有特性，他几乎能数出每一条船的历史，每个船主、水手的习惯爱好，以及这些船只所经过的每个码头的风土、生活和可歌可泣的故事。

　　例如他写沅陵地方：“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同一渡船，大多数是妇人，……有些卖柴卖炭的，来回跑五六十里路，上城卖一担柴，换两斤盐，或带回一点红绿纸张同竹蔑作成的简陋船只，小小香烛。问她时，就会笑笑的回答：‘拿回家去做土地会。’你或许不明白土地会的意义，事实上就是酬谢《楚辞》中提到的云中君——山鬼。这些女子一看都那么和善，那么朴素。年纪四十以下的，无一不在胸前土蓝布或葱绿布围裙上绣一片花，且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别出心裁，……天时常常是那么把山和水和人都笼罩在一种似雨似雾，使人微感凄凉的情调里，然而却无处不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

　　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这地方妇女出来多的原因由于兵役法的苛刻。男子不是被拉去当兵，就是被逼逃避兵役，“抛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当匪”。“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

　　对于湘西的风景，照例写得极美：沅陵下行四十里就经过青浪滩，“青浪滩脚有个大庙，名伏波宫，敬奉的是汉老将马援。行船人到此必在庙里烧纸献牲。……庙中屋角树梢栖息的红嘴红脚小小乌鸦，成千累万，遇下行船必飞往接船送船，船上人把饭食糕饼向空中抛去，这些小黑鸟就在空中接着，把它吃了，上行船可照例不光顾。虽上下行船只极多，这小东西知道向什么船可发利市，什么船不打抽丰。船夫传说这是马援的‘神兵’，为迎接船只的神兵，照老规矩凡伤害的必赔一大小相等银乌鸦，因此从不会有人敢伤害它。”(《湘西·沅陵的人》)

　　关于伏波祠“神鸦”的记述，记得宋以来有些笔记、游记等，就有记载，但如此美丽自然的文字，却是少见。

　　令人神往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不胜枚举。他提到沅水上游的泸溪、浦市之间的箱子岩，在写完一段龙舟竞渡的动人光景之后，他描写这一带的平时景色：“遇晴明天气，白日西落，天上薄云由银红转成灰紫。停泊崖下的小渔船，烧湿柴煮饭，炊烟受湿，平贴水面，如平摊一块白席。绿头水凫三只五只，排阵掠水飞去，消失在微茫烟波里，一切光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 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 满眼是诗， 一种纯粹的诗。”(《湘西》)

　　不但写景，河边小村镇生活也写得非常之美：“小船上尽长滩后，到了一个小小水村边，有母鸡生蛋的声音，有人隔河喊人的声音，两山不高而翠色迎人，许多等待修理的小船，皆斜卧在岸上，有人在一只船边敲敲打打，我知道他们正用麻头与桐油石灰嵌进船缝里去。一个木筏上面还搁了一只小船，在平潭中溜着，忽然村中有炮仗声音，有苏尔奈声音，且有锣声；原来村中人正接媳妇。锣声一起，修船的，放木筏的，划船的，都停止了工作，向锣声起处望去。——多美丽一幅画图……”(《湘行散记》)

　　这真是一幅令人神住的山村小景!

　　近几十年来，人们普遍知道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凡是好的作品，都是从人民生活中来。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沈从文常常把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叫做“读一本大书”，他把这本异常伟大、无边无尽的大书贪婪地翻阅、思考、学习。他那二十年没有离开的乡土，使他得到真正的学问，写出如此美好的乡土文学。

　　然而，近几十年来，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一正确道路也有不少经验教训。有些同志下去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却依然写不出作品或写不出好作品，下乡下厂，晃晃悠悠，时间过去，脑子还是空空的，没有反应。这是为了什么?我想，读一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就该感觉到感情对于一个作家的必要。沈先生不但熟悉自己家乡的一草一木，那里的人民的作息生死，更重要的作者本人具有深切的对人民生活之爱，对家乡之爱，对大自然之爱，这一点爱是那么真切，那么纯洁，它能燃起读者无限的同情。由于作家带着火热的感情去爱土地，爱人民，他才能深入地同化在生活里，同那些贩夫走卒、普普通通的乡妇、船夫、士兵、苗女同其忧乐，同其对自己长期休养生息的一山一水怀恋赞叹。如果没有这一点拥抱着大地、拥抱着人民的深挚的爱，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鲁迅先生对于他的故乡绍兴，老舍先生对于北京，也都非常熟悉，非常爱，但他们很少留给我们正面描写家乡的散文游记，他们主要是把自己家乡的山川人物作为背景去描写，而以虚构的故事为中心的(当然，沈先生也经常采用这个方法，例如《边城》)。现代作家串，像沈从文这样深刻地表达对乡土之爱的，还是少见的。文笔之美还是其次，感受之深则是主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沈先生的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的产物，他所表现的只是旧中国、旧风土和旧时代的人物，这些描写，总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文笔尽管很美，而感情却多少带点哀伤。他所描写的人物，尽管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除极少数外，大都具备勤劳、吃苦、乐观、勇健的品质，但是他们身上还存在着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山沟闭塞风气、军阀暴力统治下的落后愚昧；爱这些亲人的美好品性而怜悯这些人的缺点。“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本人的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的确，他虽然把“山大王”写得很豪侠，对“吊脚楼”的妓女和水手写出缠绵的爱情，可是这都是蘸着悲悯的泪水写出来的。他的大多数小说和散文，总不免带着三千年前那个疯疯癫癫的楚人屈原的影子。似乎因为他也是楚人。后面他接着写道： “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藏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一九四四年版《湘行散记·题记》)虽然沈先生那时还不太明白这个“未来”的实景是什么，他也不理解那时他的湘西同乡——我们的贺龙同志等，基于对未来的信心，不久即创出不朽事业。

　　可是，沈从文也创出了他自己的事业，那就是像《九歌》、《九章》那样把对国家、对人民、对乡土的赤诚，贡献给后来的人。

　　我第一次同郁风去拜望沈从文的印象至今犹新，那是五十年代初我们刚到北京不久，那时沈先生住在沙滩中老胡同，记得是由熟人先约了时间去的。小个子，眼镜里透出眯缝眼睛，见陌生人露出羞涩的笑容，说话声音低而清晰，带着湘西口音。话到投机，感情就跟着语言像散花、像喷泉一样飘扬一室之中，使人感到生命之火闪闪发光。我把这位温良恭俭的学者，同他童年在家乡跟铁匠师傅比蟋蟀，跟野孩子赌博，十八九岁时跟几个当兵伙伴为了一个炮仗去打“镇关西”的形象一对比，不觉为之失笑。

　　第一次见面，沈先生就激动而沉静地对郁风回忆起一九二三年冬，郁达夫冒雪到北京湖南会馆去看他，这个青年沈从文，那时住在冰冷的小屋子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钱，没有生炉子，没有棉衣，有一双冻僵了的手在写稿子。郁达夫一进门看见这光景，就先解下围在自己脖子上的围巾给他围上。然后同他一起去吃一顿饭，并把吃饭剩下的几块钱全都给了沈从文。这件事沈先生是经常回忆起来的。

　　人对于世事常常有错误的估计，我自己最大的错误估计是对于沈先生，我那时坚信他在解放后仍然将继续写小说或在大学教书，谁知后来他却改了行，去历史博物馆当顾问，并且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在什么时候装满了一肚子的美术考古学知识，但是以后见面，我总是孜孜不倦地向他老人家请教这方面的知识。他告诉我汉代丝绸外销的路程、产地、质料、纹样，告诉我周以前已经有了带釉的陶器。告诉我洛阳出土五个带假发的唐代女尸，发式极美，可以看到唐代妇女化妆的考究，可惜出土时假发损坏了。殷周的一处墓葬，墓穴表层用各色土粉绘成花纹图案，可惜揭开时毁掉了。沈先生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他提到这些先代遗产的时候，是那样欢喜赞叹，那样陶醉，那样心情舒畅，他涉想着这些文物珍品将如何对今后的中国文化艺术辉煌发展，起着作用，仿佛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作为一个有长远优秀文化的民族成员。

　　事物总是有反有正，正是由于这份幸福感，才带来了林、江一伙文物大破坏大掠夺给予沈先生的沉重创伤。在和朋友谈到这件事时，我总是说：如果沈先生不是那么对祖国文化艺术遗产的了解和热爱，而是一个对文物价值了无所知，对祖国文化漠不关心的人，他也就没了这份苦恼了。

　　事物也总是有赢有亏。 我们这位五四以来具有影响的作家， 由于从事“文物”，便没有生产“文章”。我说没有，那也是有点夸张的，其实一九六○年他还出版过一本主要是关于文物的散篇文集《龙凤艺术》。可是拿他三十年前的写作量——长篇和短篇小说、散文、杂文等等来比，那就等于没有。可是沈先生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介意——至少在表面上。他永远是兴致极高地谈他的美术考古。只要你识货，解放初期琉璃厂和其它地方的古董店甚至地摊、旧货店都很容易买到珍贵书画、文物、家具、古锦等等，沈先生就像着了迷一样去搜罗，搜罗得多，家里没地方放，就无条件捐给博物馆，这些珍物经过他手，最后“得其所哉”，这就是他精神上莫大的享受了。

　　“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兴致极高地去研究十多个考古专题，去参观秦俑、看马王堆那老太婆殉葬品。最近他来信，还谈到今年要到广东去看汉代玻璃，到福建看宋代纱衣，到景德镇去看一千多宋代戏剧瓷俑。

　　去年八月，那时齐燕铭同志还在医院，他给我一封信，让我去看一次沈先生。他关心他那本《中国服装资料》，信上提到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让齐燕铭同志建议沈先生写的。这本书经过“四人帮”的文化大扫荡，就不必谈它的恶劣遭际了。最近，沈先生(他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了)又兴致极高地把它整理出来，但齐燕铭同志也已经看不到它的出版了。

　　沈从文先生是否就永远忘记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了呢?并不。最近我同沈先生谈起，在国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艺作品的学者得到了博士学位。沈先生羞涩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 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