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新华网文章说：据吴泰昌回忆，巴老常谈起沈从文住房问题，并且通过谈话和写信向一些领导反映，直到巴老直接与胡耀邦交谈和写信，沈从文的住房问题终于在1989年得到妥善解决。

　　也许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与巴金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着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对这篇文章我仍然要说，这里有两个错误：一是导致沈从文房子最终解决的不是巴金老人；二，沈从文房子问题的解决不是1989年，而是1985年。

　　另有《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文章说沈先生按副部级待遇，也是错误的。

　　沈从文原有3处房子，1966年被人家占去了两间，1970年下放干校后，剩下的那间也被别人当做“战利品”接管了。

　　从干校回来，好说歹说要回了东堂子胡同的那一间，沈从文才有了一个立锥之地。张兆和从湖北干校回来后，由她所在单位中国作协李季和严文井出面给安排了两间。这就是小羊宜宾大杂院里的19平方米的房子。

　　两处房子被画家黄永玉戏称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

　　在东巴的狭小小空间，沈从文要在这里摊开中国几千年历史。整个房间的墙壁上，窗台上，床头上，到处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样，以及长长短短的字条。书，搁满了一切平面，他却找不到搁自己的地方了。“晚上，书摊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这种拗口令念起来难，做起来就更难了。

　　他在东巴呕心沥血，在东巴挤奶，却要去西巴吃草或用一个带盖的竹篮子把几餐饭从那里带来。

　　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稿，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天天加厚，他的身体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天天变坏的。

　　他的房子太小，推不开他的资料，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他说，若能争取在有限时间，使住处稍宽绰一点，能如熟人中某某厕所一般大，就够好了。

　　1978年，经当时中央政治局一位领导过问，沈从文调动了工作。1980年，他告别了东巴西巴，搬进了社科院分的两居室宿舍。这里依然是一个摊不开资料的地方。但能到这里来，已经是难死人了。在这里分了几次房子，最后还是被别人住了。沈先生说“有一次钥匙都到了我手里，还没有捏热和，就被人家拿走了，说他们比我更需要房子。”说这事的时候，大家笑得都流出了眼泪。

　　1985年5月，与沈先生有50多年半师半友交情的湘西籍老大公报记者萧离将沈从文的住房和工作情况写了一封信，寄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萧先生在这之前也有信寄给耀邦，得到了明确批复)不几天沈从文所在单位中国社科院党组的红头文件寄到了萧离手里，作为信息反馈。萧离先生曾把文件抄写寄给我，文件的题目是《关于沈从文先生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等问题的情况报告》，前面几行是这样的：

　　纪云同志并报耀邦同志：

　　5月下旬，我们收到纪云同志5月21日批转的萧离同志今年5月18日给耀邦同志的信。对于沈从文先生的工资、待遇、住房等问题，耀邦、万里、乔木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统战部均十分关心……

　　社科院的报告送上去了，没几天，立即有了回音:

　　中央组织部文件85(任干)198号

　　社会科学院党组：

　　6月21、26日报告收悉，中央同意沈从文先生按部长级解决工资、住房及其他问题，工资由212元增至300元，自6月份算起。

　　中央组织部6月29日

　　沈先生的房子、车子、工资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他又一次搬家了。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搬家。新居有宽敞的阳台，疲劳的时候，沈先生就走到阳台上转圈子，看楼下，看远方。看不远处的一个个小院子和居民的生活。

　　他说，他喜欢阳台，因为那里可以看到工人们植树，那些新栽的树木，在夏天的阳光下，铺出一团团绿色，从楼上看去，像一把把撑开的伞。生活中有了绿意，总是好事，尽管迟了一些。

　　综上所述看来，最终沈先生房子的解决，与巴老没有直接的原因，但是我相信，巴老原来多次给耀邦总书记的谈话和信函(新华网文章是这样说的，不知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是起到了铺垫的作用的，所以萧离先生的信一到，耀邦同志以及其他领导就及时作出了批示。从这个角度来说，巴金先生还是有功劳的。

　　现在，沈、巴二位好友都已去了天堂。他们都是好人，我想，他们在天堂里，畅叙友情时，不知会不会也谈到当年的房子问题。

　　我祝他们在那里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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